2017年下半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不久之后，另一大型跨国药企礼来也关闭了其在中国成长了5年的上海张江糖尿病药物研发中心。彼时，结合此前艾伯维裁撤在华肾病研发中心、诺华解散中国生物研发部门、罗氏裁减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等跨国药企在本土研发方面的动作，这种氛围随即引发业内对跨国药企在华研发现状的热议。一种声音预测，早前纷纷入华布局本土研发的跨国药企未来在中国市场的研发投入将持续“瘦身”；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此举主要是跨国药企基于全球战略调整的部分。

　　而当前，这些在去年的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裁撤风潮中颇受关注的主角们，在中国市场已开始了新的研发动作。

　　2018年3月14日，礼来宣布其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在上海成立，礼来表示通过该创新中心将聚焦更多通过本土协作推动早期新药研发。GSK虽然已将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关停，但在中国其他管线的研发仍在继续，据GSK相关人员透露，GSK中国医学事务部门的部分团队承担着本土研发工作，重点在呼吸、乙肝类产品研发。阿斯利康则另辟新模式，于2017年11月27日宣布与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合作成立股权均等、独立自主经营的迪哲（江苏）医药有限公司，专注于创新药的探索、研发和商业化。

　　显然，越来越多跨国药企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研发模式和策略已经转变了，对于在华业绩在全球比重越来越高的跨国制药巨头们来说，中国市场仍是全球医药新兴市场中一个重要战略领地，但全球新药研发趋势在变，市场环境在变，中国本土的医药市场和政策也在进行波动，这使得跨国药企在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的同时开始调整对中国本土的研发策略。相较于彻底放弃，他们在寻求各种新路径。

　　抢占新兴市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兴起，飞速发展的经济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和战略重点转向了这里，其中不乏跨国药企。北美和西欧的市场需求一直是推动制药业发展的因素，但是这种格局在逐渐发生转换。数据显示，到了2008年，新兴市场已占制药业整体价值的30%。中国医药市场的强势增长无疑越来越吸引着跨国药企，2007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进入全球前十，2011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各大药企想在中国发展，仅瞄准市场和销售是不够的，而是要扩展至整个产业链，其中必然离不开研发环节。在2010年左右，包括麦肯锡在内的全球多个知名分析机构甚至纷纷建议跨国药企在新兴市场进行“就地研发”策略，主要影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病种将是潜在的巨大市场，并且在当地的市场准入方面能够获得优势。

　　很多跨国药企相关人员都曾表示，相对低廉的研发成本、庞大的病例库和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是吸引跨国药企在中国投入研发的主要因素。普华永道行业报告指出，据大多数专家估算，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成本仅约为发达国家的30%；如考虑隐性成本，如沟通成本、质量检查和管理费用等，研发成本保守估计为发达国家的50%。肝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中国人群高发疾病的治疗产品存在很大发展空间。海归科研人才大批回国发展、以张江为代表的高素质科研人才聚集、政策支持等，也为跨国药企入华研发带来了动力。

　　市场格局变化加上中国本土研发存在的潜在优势，1997 年，诺和诺德建立中国研发中心，成为了第一家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跨国药企，2000年后的十年间跨国药企在华研发机构如雨后春笋，GSK、罗氏、辉瑞、诺华、阿斯利康、艾伯维、拜耳、礼来等纷纷设立了中国研发中心。

　　全球和本土研发的分叉口

　　然而，在中国本土设立研发中心开展新药研发的过程中，跨国药企也在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划的双重挑战和变迁。

　　从大环境来看，全球新药研发模式和方向较20多年前已形成差异。

　　首先是新药研发整体产出率低与成本攀升。据统计，西方大型医药公司的研发产出率在1950年~2010年的60年间持续下降，创新药单位成本快速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对1994年~2013年新药研发产出率进行分析发现，90年代中期研发生产率高，但自21世纪初开始，研发产出率持续走低，近年来有小幅度回升，但总体不容乐观。德勤报告显示，在研发创新回报率排名全球前12位的药企中，平均研发回报率从2010年的10.2%跌至2015年的4.2%。另外根据Pharmaprojects数据库数据，截至2018年1月，全球在研药物数量仅增加395个，与2017年同期的1154个增量相比出现了大幅下滑，下跌主要是由于化学合成小分子药物开发难度逐年增加，一些在研项目不得不面临终止。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当前全球的临床前研究项目中，许多项目均是来自小型创业公司。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新药研发的难度和产出回报率均面临着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重磅炸弹”级药物研发模式的时代即将结束已成为一个业界共识，并且药企越来越多地关注和投入在肿瘤药和生物药等热门研发领域。相关统计显示，在1995年~2005年期间，单个重磅炸弹药物成为跨国药企的业绩主力，大型跨国药企80%的产品均为小分子初级药物。但随着专利悬崖的到来，普通适应证药物研发难以突破，加之低价仿制药的冲击，跨国药企在扩展产品线提速方面不得不拉紧神经。生命科学投资银行Burrill公司CEO史提芬·布瑞尔就曾指出，在全球新药研发方面，大型制药公司已开始关注个体化用药和生物制剂，为了防止专利悬崖带来的冲击纷纷调整研发策略，以致不被淘汰。

　　在这样的浪潮下，药企研发模式开始从“内向型”至“外向协作型”转变，通过收购或与小型初创制药公司合作发展研发管线的形式受到了越来越多跨国药企的青睐。

　　对于跨国药企在中国本土的研发来说，大多数观点认为，“成本高、产出低”是礼来、GSK等关闭研发中心的导火线。医药专家陈昊还指出：“与跨国药企建立研发中心之初相比，现在很多地方或国家的政策优惠取消了。”

　　跨国药企设立中国研发中心有的在于进行早期研究，有的则是偏重于降低临床试验环节的成本。陈昊认为，跨国药企对知识产权体系的安全和保护方面的顾虑还是比较多的，即使中国近年来已在法律法规层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在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趋于健全，但目前在操作层面上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变。药品研发业务链较漫长，环节较多，从早期开发到临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风险。特别在研发外包的情况下，比如一些CRO公司开始逐渐介入到研发的上游和下游，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顾虑。”这也是跨国药企对核心技术保留或者迁至中国研发基地持谨慎态度的出发点之一，进而影响中国研发中心的话语和价值发挥空间。

　　政策导向在中国医药行业的作用尤为明显，特别是自2015年之后，医药行业政策进行着持续深入的改革和行业秩序规范。

　　跨国药企兴建研发中心之初，是为了让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展相关临床试验，但彼时中国的临床试验尚缺乏强有力监督。2015年7月22日，称为“史上最严”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事件震荡了整个行业，同时也是监管部门对临床试验环节重拳整顿的警钟。陈昊指出，研究质量管控欠佳，很多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存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参与国际多中心的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在国际上的质量和声誉会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国内医药分开、药占比、一致性评价、药价谈判等政策，也使得跨国药企在国内市场新药利润大不如前，进而影响到对中国本土研发投入价值的新考量。鼎臣医药咨询创始人史立臣还指出，随着中国加入ICH，相互间的研发数据结果互认，导致跨国药企投入巨大成本在全球设立多个研发中心是资源浪费。也就是说，核心作用没有那么强的中国研发中心，其地位很有可能将被重新评估。这些不管是在时间成本还是资金成本上，无疑都在给跨国药企施加了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创新环境近年来得到快速改善，政策对医药创新加大了鼓励和扶持力度。

　　新药审评审批加快、CRO行业崛起、资本对创新药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等，这些综合起来，不仅带动了本土药企对创新药的投入，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回国创办创新型药企。创新机遇下研发型人才的需求也随之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跨国药企同时迎来了人才流失的新挑战，近两年就出现了跨国药企高管转身进入本土创新药企的小浪潮。但是，创新型药企的萌芽，也为跨国药企转向在中国实现外包合作研发提供了抓手。

　　平衡性价比

　　跨国药企调整在华研发策略，直接的触发点还在于自身业务和架构。

　　礼来和GSK在裁撤中国研发中心的前后颇为相似，均面临着换帅和业务重组，且中国研发中心的定位主要在早期开发。在此情况下，跨国药企则需要找到性价比更高的合适自己的中国研发路径，调整在华研发策略。

　　2017年年初，礼来全球新总裁兼CEO戴文睿（David A. Ricks）上任，礼来也重新进行了架构调整。2017年9月7日，礼来正式宣布关闭上海张江研发中心，此外还声明了在华研发活动的重心将转到通过本土协作推动早期和临床研究。同日，礼来全球公开了一系列全球运营优化举措，其中包括自2018年开始，礼来每年预计将节省大约5亿美元以改善成本结构。

　　2018年1月，礼来原巴西总经理季礼文接任礼来中国总裁兼总经理。他对外表示，礼来在中国的药品研发仍会持续加强，但正转变原有的模式。未来，礼来将通过创新合作中心与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学术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礼来中国研发副总裁、创新合作中心负责人林寿忠曾介绍，新成立的礼来创新合作中心主要聚焦于药物前期研发，更多通过与本土企业合作的形式，研发工作会先围绕糖尿病展开，再扩展至肿瘤、免疫疾病、疼痛等领域。

　　此前，礼来已尝试了不同形式介入本土研发成果的共享。礼来通过2007年在华设立的亚洲风投基金已投资了贝达、南通联亚等30余家在中国市场有发展潜力的制药公司；礼来还于2015年牵手信达，合作在中国和全球联合开发3个潜在肿瘤药；2018年9月5日，礼来与和记黄埔达成战略合作的国产创新抗癌药呋喹替尼获批上市。五年前双方达成合作，礼来将负责呋喹替尼在中国的市场销售。

　　相较于单纯依靠内部研发，研发成果的逐渐落地进一步鼓励了合作研发的模式。小型创新研发公司研发工作更灵活高效，大型药企则后期开发能力强。有跨国药企高管表示，他们乐于与中国越来越多的创新公司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当前，在创新药研发合作上一种更有效的药物研发模式颇受欢迎。在中国和亚太地区比较流行VIC模式，即“VC+IP+CRO”，指“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研发外包服务 ”的研发模式，这一模式符合降低成本、分担风险、提高效率的研发需求。

　　在GSK新CEO Emma Walmsley接棒之后，2017年7月，GSK决定放弃当时在研的30余个项目，且宣布80%的科研经费将集中用于艾滋病、呼吸道疾病、肿瘤以及免疫性炎症等四大领域。GSK于2007年设立的上海张研发中心主导GSK全球神经疾病的研发工作，曾一度是跨国公司在国内最大的研发中心，工作主要集中在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和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的药物研发上。神经系统药物研发成本高且失败风险高，GSK也对外解释，项目的平均投入过高，且平均预期销售峰值在市场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成为关停中国研发中心的考量。但GSK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在华研发投入仍在继续加强和开展工作。

　　并购计划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药企的内部研发成本预算。除了调整研发重心，GSK还通过大型并购扩展业务和产品线。2018年3月28日，GSK和诺华方面同时宣布，GSK以130亿美元收购双方消费者保健合资企业36.5%的股权。在此之前，GSK还参与竞购辉瑞旗下的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最终退出。同样，艾伯维于2015年关闭了在华肾病研发中心，同年斥资210亿美元收购了生物技术公司Pharmacyclics，并获得由强生与Pharmacyclics共同开发的重磅血癌药Imbruvica，该药2017年全球销售额达32亿美元，已成为贡献艾伯维业绩的主力军之一。在跨国药企研发产出率低和聚焦主业削减边缘业务的趋势下，通过并购快速扩充产品线也更多地纳入跨国药企的计划之中，而这也意味着压缩成本空间的问题。

　　同样调整在华研发模式的阿斯利康，与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共建迪哲医药，将研发中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而非全资设立的内部研发机构。在陈昊看来，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风险机制分担，相较之前能够更好地管控风险和成本。迪哲医药的研发团队为原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创新研究中心，是阿斯利康全球四大早期研发中心之一。根据官网信息，当前迪哲在进行呼吸免疫、肿瘤、心血管和代谢方面的研究。迪哲已独立研发出针对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创新药，现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在肿瘤领域，迪哲独立研发了激酶突变特异性抑制剂，预计2019年进入全球范围的I期临床试验；由迪哲医药发现、与阿斯利康国际团队联合开发的针对慢性肾病蛋白尿的一款创新药目前处于临床前研发阶段，预计2019年~2020年进入全球临床试验。

　　当前，不少跨国药企表示对于中国本土的研发仍在重视和加强。赛诺菲于2018年7月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新设立了中国中西部运营与创新中心，其全球研发运营中心也同步落户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此前赛诺菲已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研发中心和亚太研发总部，此次新成立的全球研发运营中心投资达5亿元，致力于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文件和数据管理，推进临床试验流程，还将运用基因治疗、单抗等生物技术参与并支持赛诺菲全球药物研发，预计2020年前招募300名本土医药研发人才。此外，强生、诺华、罗氏、默沙东等跨国药企均表示加强在华研发投入。

　　陈昊认为，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中心能够发挥价值，一方面，研发是长期化投入，跨国药企对中国本土市场前景的信心和决心，以及是否有强管线支撑市场十分关键；另一方面，研发中心的定位很重要，“如果研发中心定位于服务全球研发策略，其承接的业务单元及重要性决定了未来。”

　　整体看来，中国医药市场无疑是跨国药企将继续深耕的重要市场，依靠内部研发出成果，或是与本土药企、科研机构等合作，是跨国药企根据实际权衡下的结果。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跨国药企对扩展新管线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