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国家，根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挑战，中华民族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积累越来越多的防治疫病经验。我国屡次经受住瘟疫考验的背后，中医药的贡献起到了突出作用，将中华民族一次次从瘟疫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战疫史。“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瘟疫的爆发往往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病是从商朝开始的，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说法，就是指疫病流行。受到甲骨文刻辞的影响，后来的先秦文献中，也出现了一些由“疾”字和非人体部位、人体器官的字所组成的词，用来表示疫病，比如《周礼·天官》载有：“秋时有瘧寒疾”。

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地位极高，是中医“四大经典”之首，分为《素问》及《灵枢》两部分。对于瘟疫，书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书中明确提出了“五疫”，《素问·刺法论》指出：“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指出了疫病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也指明了疫病防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要保持机体正气的充足，同时要主动避开疫毒之气。疫病除了容易损伤人的形体，也可以扰乱人的心神，尤其是大瘟疫经常给百姓带来恐慌或焦虑，因此，疫病流行时期，更应注重精神调护，达到《素问·上古天真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收，病安从来？”。有趣的是，《素问·刺法论》载有“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次想白气自肺而出……次想赤气自心而出……次想黑气自肾而出……次想黄气自脾而出……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经文描述的“五气护体法”可以避免感染，通过观想“五气”与“五脏”的方法，即使是身在疫区，也不容易染上疫病。除此之外，《黄帝内经》提倡“三因制宜”思想，认为人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把天、地、人和疫病有机结合起来，这为后世医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令、不同体质进行疫病的“群体化”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重要思路。

从汉朝开始，众多典籍都有关于瘟疫的详细记载，其中对于“天花”“鼠疫”“麻疹”等疫病的描述堪称“前无古人”。对于应用“隔离法”阻断瘟疫，我们的祖先早就建立过古代版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根据《汉书·平帝纪》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正史中首次记载专门收容传染病者的治疗机构，这种隔离措施是十分科学有效的。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时，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庵庐”指的是军队临时建立的隔离医院。

值得欣慰的是，中医防疫早已深入人心，在端午节和重阳节等节日中，百姓除了纪念古人和亲友，也融入了防疫祛病等重要活动，如《风俗通义》中载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到了汉朝后期，战乱纷争，我国伤寒疫病流行，医圣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疫情，撰写出我国第一部以治疗包括寒疫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疫病的治疗方法做了详细论述，书中的经典名方沿用至今，其中独特的辨证方法也为中医疫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20年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用的“清肺排毒汤”，正是运用《伤寒杂病论》中的“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等治疗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其总体有效率达到90%以上。

到了宋朝，疫病也是时有发生，鉴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主动的防疫措施，如驻泊医官、惠民和剂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以帝王为首，自上而下，举国共同战“疫”。根据《宋史》记载，公元1054年“京师大疫”，仁宗皇帝命令太医配置药方，并且贡献出两只名贵的犀角，赠与百姓用于防治瘟疫。其中的一只犀角是珍贵的通天犀，所以朝中内侍再三阻拦，仁宗却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皇帝率先投身于防治疫病，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懈怠。例如，公元1231年，平江府遭遇“春疫”，知府吴渊派遣医官到各地巡诊，同时免费发放药品，此次疫情的持续时间长达半年。常州知州叶衡在面对“疫大作”的严峻考验时，“单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活者甚众”。为了尽快解除疫情，宋朝政府一直为感染疫病的百姓免费提供医药。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两淮出现瘟疫，朝廷马上命令“和剂局”准备了四万贴中药，送往抗疫前线，全力救治患者。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临安发生瘟疫，“和剂局”又迅速做出反应，免费提供医药，救治无数百姓。在这场与瘟疫斗争的“考试”中，宋朝政府交了一份不俗的“答卷”。

明清时期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在这个瘟疫肆虐的年代，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温病学家。在与瘟疫的不断斗争中，这些温病学家积累了很多防治疫病的宝贵经验，并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医药防治疫病体系。在明朝不到300年的历史中，就发生了70余次瘟疫。不难看出，在明朝，每隔几年就会出现发生瘟疫。明朝末年，时局动荡，瘟疫暴发，百姓饱受瘟疫之苦。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庶民百姓，大多认为瘟疫是某种灾异，将“祈祷”作为祛除疫病的主要方式。面对史无前例的瘟疫，吴又可作为“逆行者”，既详览古训，又精于思考，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撰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温疫论》。他首先提出“疠气”导致瘟疫的病因学观点，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

清朝的瘟疫也经常发生，它的性质主要是“温热”，医生群体表现得非常积极，不断探寻科学的治疗方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心系苍生的温病大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医家为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并称“温病四大家”，他们把“温热”或者“湿热”所导致的疫病，归入“温病学”范畴。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独特理论体系。他们的一些宝贵经验流传千年，比如针对温病包括瘟疫后期症状的治疗，吴鞠通推荐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应用于临床，并被称为治疗温病包括瘟疫的“三宝”。至此，我国对疫病的防治，从理论到临床，都已经比较成熟。

到了近现代，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同样得到认可。从20世纪50年代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到六七十年代治疗“流行性出血热”，都体现了中医药确切的疗效和独特的优势，得到世界医学专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不断受到新型传染病的挑战，而中医药在其中又发挥了巨大作用。2003年，在“非典”防治工作中，中医药人创造了“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的战“疫”奇迹，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医药在治疗疫病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来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提出中医药要参与防治，不断更新的“诊疗方案”体现了中医药的早期介入和全程参与，再次彰显中医药在防治新型传染病中的医学价值。在这场全世界对抗新冠肺炎的共同战“疫”中，世间纵有百态，或淡然，或恐慌，或焦虑，而中医药人一直在坚守，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与西医并肩作战，成为一个个勇于担当的“逆行者”。到目前为止，在国家中西医并重政策的英明指导下，新冠肺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共同战“疫”即将取得全面胜利。

在与疫病抗争的几千年中，无数实践都体现了中医药战“疫”的有效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也彰显了中医药战“疫”的特色与优势，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药在预治新型传染病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未来，我们都要坚信中医药战“疫”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在新型传染病的防治中，中医药人更要肩负起新时代的新使命，全力以赴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林明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邱模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责任编辑：申杨)